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原因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用这一历程去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能更好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进程,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关键词〕马克思中国化；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D23;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4-0003-10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
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中国,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5000年文明,并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但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始,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才获得的.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便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对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但是,党的中央领导人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未能有效抵御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党的进攻.这是党在大革命后期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在1927年8月以后,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后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因为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那种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革命的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有着上千年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那个时期的“左”倾领导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持否定态度；同时对于共产国际基于上述工业文明的革命理念发出的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盲目迷信,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城市武装暴动,还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燃起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时,他们还强行实施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方针,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懂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与当时“左”倾领导人不同,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不仅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后,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有近6年历史的中央苏区,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这个时期是党所受艰难困苦最长的一段时间,因而也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极其艰苦探索的一段时间.(2)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孕育着飞跃.(3)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毛泽东受过排挤打击,但其间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最初雏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它磨砺和造就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果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际是从这里开始.党在这个时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而且为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开创了新的途径,初步地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锻炼了党的执政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付出了巨大代价.“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从此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而论,经历了理论的四次提升.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这个科学概念乃势之必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提法是等值的.或者说,后者是“学名”（标准称谓）,前者是“小名”（通俗用语）.形成这样的明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0～591页.）随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这“三大法宝”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具有完整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认识走向成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如何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提到党的面前.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四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在抗日战争中,党在政治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担当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通过整风学习,批判指导思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全党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赞佩有加.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代表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原版之语――笔者注）,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页.）.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经过艰辛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四次理论提升,是一个同心圆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愈益丰富的递进关系.最后,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取得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